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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不识相,这个玉立!你插嘴干什么?他什么时候把你放在眼里?他叫你"陈老师"已经算客气的了。 这个玉立你看到鱼眼

作者:工地主任 来源:楼面至楼面高度 浏览: 【 】 发布时间:2019-10-22 19:30 评论数:

   她拒绝吃鱼,真不识相,这个玉立你看到鱼眼,真不识相,这个玉立你她就想那些眼白过多的孩子。   我去采访时是1987年,关健老师还坚持在干。她向我展示了她的教学成果,还是那群孩子,手拿铃鼓、沙锤、角铁,和着者师的琴声,一边演奏一边齐唱。   红太阳,从天山,高高地爬上,   风吹绿草,草儿把头点……    确实很齐。   这是我听过的最美的歌声。   我还旁听了一堂数学课。老师在黑板上出了道题,2+3=?孩子们小手举得像树林一样,一个胖乎乎的孩子争得了机会,他跑到黑板前,抄起粉笔,写个6。   老师说,对吗?   同学说,不对。   老师说,那好,谁能帮他指出错误?    孩子们回答:   老师,他的6写歪了。   老师,他的6就是写歪了。   老师,你写的等号也歪了。   孩子们每回答一个问题,都要向我这边望望,清澈的眼光里流露出期待,他们希望得到肯定。一节课艰难地下来了,强烈地感觉这个老师比我的老师说的话要多得多。   我问这位老师,难吗?    她说,难,也想过不干。最难的时候,我生病了,任进医院。孩子们去看我,一见面,抱着我哭成一团。临走时,每人用纸包裹着他们的礼品,塞到我的枕头底下。拿出来看时,我又哭了,苹果咬过一口的,糖也在嘴里含过。可知道,这些IQ小于70的孩子,从自己的嘴里省下了最爱吃的零食。对他们来说,这就是智力和心灵的飞跃。   老师自豪地说,我们辛苦一下,让孩子们受到教育,他们从这里毕业后,将达到小学四年级的智力,掌握简单的劳动技能。他们可以自食其力,成为对社会有用的人。   头一次见到王铮和周婷婷是在电视上,《生活空间》为他们拍了一集片子,名叫《联合舰队》。真是奇妙的组合,王铮是周婷婷的耳朵,周婷婷是王铮的眼睛,联合舰队就这样劈波斩浪地前行。 我们操作《实话实说》有个习惯,在正式录制之前,主持人不和谈话嘉宾见面,这样是为了现场的谈话有新鲜感。可那天周婷婷和王铮想见我,我去了。   周婷婷见到我说,坏了,崔叔叔嘴巴不动。   周婷婷耳朵听不到,她刻苦练就了一个本领,读唇。看你的口形知道你说的内容。我说话的时候口形变化不大。   我说这好办,我动作大点就是了,我试着说了两句,嘴形夸张地上下翻动,她们俩都笑了起来。   谈了一会儿,就到了吃饭的时间,从二楼走到一楼,策划宣明栋贴着我耳朵说,别扶。王铮不喜欢别人扶,这姑娘眼里看到的都是些色块,是些虚虚忽忽的影子,就这样,她照样敢骑着自行车在大街上闯来闯去。   我忽然明白一个道理,残疾人渴望尊重,而尊重他们最好的办法就是漠视他们的残疾。这就是为什么司德林不喜欢别人抢着他去放宫的原因。   如果有一天,我们和残疾人在街上相遇,擦肩而过,对他们肢体的残障视而不见,这就是社会文明的进步。健全人之间不就这样吗?。

丛鹏很平静,插嘴干写了篇文章算是总结:插嘴干 《童言无忌》是一次试图在电视屏幕上表现儿童自在状态的努力,由于在操作中缺乏对这样一种电视谈话样式规律的足够把握,我们把自己推向了自在与操作之间监介境地。如何面对这种监介也是《实话实说》的一个基本课题。《实话实说》的工作是一种社会学意义的“克隆”.它试图以谈话的方式“克隆”人们的生存状态。电视本身是一种高度操作性的媒体,而我们力图表现的是一种人的自在,在目的和手段之间存在某些不易调和的东西。理念可以顿悟,手段只能渐进,完成这种调和需要把握大量规律性的东西,形成高度缜密、有效的操作程序,并且不能够因此肖磨了活力。这是一件极富挑战性的工作,其乐无穷! 和孩子打交道多的人,都有一颗不老的童心。 我总是说,中央台最快乐的人鞠萍,脸上总是挂着孩子般烂的笑容。 一天她见我忧心忡忡,打趣地问,小崔哥哥,有什么不开心吗? 我不知从何说起,一声叹息。 她问:“你以前上班骑自行车吧?” 我说:“骑,刮沙尘都骑。” “挣的钱也没现在多吧?” “当然。” 鞠萍笑着,一脸的阳光:“好日子过着,还有什么不快乐呢?“ 几句话,我感到轻松。 人啊,该多和孩子在一起。下班回家,女儿缠着我要吃一块饼干,拿到饼干,小口吃着,她心满意足。高兴地操起笔,刷刷刷,画了一幅鱼头和鱼刺,毕加索风格。算是对我的回报。 看着有趣的画,我想到节目,现场表面看上去像条自由自在的鱼,其实,全仗着一根鱼刺串联有方,策划是多么重要啊! 如果你看到我每天笑意写在脸上,不要以为是无优无虑。是因为我想通了,天塌下来,有鞠萍姐姐顶着呢! 1999年初,—个叫张穆然的15岁的小姑娘患了癌症,发现时已经是晚期。她和一般癌症病人不同的是特别爱笑,每次去化疗,都像是去旅游一样,背着书包,自己去医院。 她的父母是插队知青,去的是陕西,穆然出生时,家境不好,所以穷人的孩子早当家。 穆然像个英雄一祥漠视自己的病痛,她鼓励别人勇敢起来,帮看病房出黑板报,病房里总能听到她银铃般的笑声。 或许此类事情多了,刚看到报道,我并末在意。 几天以后,穆然接受了《第二起跑线》的采访。主持人贺斌连夜给我打电话说,小姑娘快不行了,想和你一起主持一回《实话实说》,你应该帮她圆梦。 我立即 答应了,叫上策划丛鹏和钱韵梅一起着手准备。 小穆然时的心愿透着孩子气,想见一回她喜欢的两个歌星和3个小品演员,电话打过去,除了赵本山,其他人都谢绝参加,没有商量的余地。 我们准备接通越洋电话,让小穆然采访桑兰。 我还请来了同事敬一丹、方宏进、白岩松、水均益、贺斌。为了小穆然,他们放下手里繁忙的工作,来到平时难得聚在一起的录制现场,尽自己爱心满足小穆然最后的愿望。 录像的前一天,晚上11点了,丛鹏打来电话,声音低沉,穆然病情加重,送进肿瘤医院抢救。 我在急救室里第一次见到穆然,小姑娘真漂亮,虽然没了一头秀发。 医生说,很危险,最坏的可能是过不了明天。 丛鹏和小钱说,还录吗? 我说,录吧,咱们都答应小孩子了。 第二天的录像现场气氛凝重,他什么时候大家谈得很动情。小白现虽说法,他什么时候讲自己战胜失眠的经历;方宏进的父母此时也正与癌症抗争,他希望他的感受能帮助小穆然;水均益承担了采访桑兰的任务。桑兰说,我知道,穆然遇到的困难比我大,也比我坚强。敬一丹推荐了《相约星期二》这本书,临终前的美国老人莫里说,除了恐惧,还有另一种面对死亡的心情。 医生来到现场,穆然的同学和老师也来到现场。 小乐队一遍遍地演奏穆然喜欢的曲子《荆棘鸟》。 录完节目,我们一起去医院看穆然。 穆然醒着,看上去精神不错,看见突然来到病房的我们,穆然又吃惊又高兴,眼晴瞪得大大的。 记者闻讯而来,满屋的闪光灯对准了穆然和我们。 大家都觉得不安,从病房退了出来。 第二天,穆然看到我们为她编辑的《实话实说》“的录像。为了不让她伤心,我们放了几段轻松的画面。那天大家心情沉重,但是面对穆然,却努力克制着自己。 晚上,忽然盲人告诉我,北京一家报纸刊登一张我和穆然握手的大照片,我连忙打电话到报社,希望他们不要这样做。我们怎么能在一个即将结束年轻生命的孩子身上捞一把呢?可报社不同意,双方相持到凌晨3点。最后,由于我们执意坚持,报社才把照片裁成一半。第二天刊登出的是穆然的笑容。这多好啊,我们感谢报社的理解。 1月16日清晨,小穆然走了。 1月17日,《实话实说》播出了特为穆然作的节目《感受坚强》。 也许这个节目的客观效果是这几个名人很有人情味,虽然洲门是想让大家感受穆然的乐观和刚强。我们如果这时有捞一把的念头,仅仅有这个念头,都是可耻的。可在闪光灯的光照下,谁又能说自己没有一点变形呢? 白岩松心很细,他后来告诉我,那天我们去穆然病房的时候,她旁边床上躺着一个同样身患癌症的小姑娘,我们忽略了,没有去慰问她。 《感受坚强》播出后,打动了许多人。 很多成年人因穆然的坚强,勇敢地去直面困难和挫折。 当然,人性的善良不是每个人都能拥有的。一家保险公司的一位业务主任趁机拓展自己的市场。 “假如穆然的父母亲和我认识,并为她购买了《重大疾病保险》那么,当不幸发生在小穆然身上时,至少保险公司会在她最需要经济援助时,得到公司的理赔款……” “试想,一年交保费4710元,就可得到30万元的重大疾病赔付……” “希望和您交个朋友,并希望你能为自己及家人考虑一下,有关保险保障一事,如果贵台同仁有想了解保险的,请您帮忙把我介绍给他。” 我不想交这么个朋友。 孩子该是什么样?这样,还是那样? 这是一个问题。 孩子就是孩子,天真、纯洁、幻想,是孩子的天性。 敬一丹和女儿平等徊待,我亲眼见过她的女儿王尔睛当众顶撞她,敬一丹笑笑而已。敬一丹的宽容上王尔睛格外自信,小学就开始独立思考,到了中学更是无拘无束、自强自立。一次她参加《实说实说》录像,高低觉得不顺耳。一出门就和敬一丹探讨,这节目能播吗?后来果然这个节目不让播。 1998年,我们制作了—期节目叫《演戏的孩子》。 蒋小涵、金铭、关凌、宫傲4个小童星一起来到了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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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是我有这样的心态。我到一个地方,把你放在眼准备去吃海鲜,把你放在眼我刚要往里走,就有人叫我,老崔,我一回头,是一位大爷,他说跟我谈点事,谈谈心里的苦恼,天南海北地谈了一会儿,我说不行,我还得应酬去,好多人等着我。他说去吧。 我觉得这个就是平民。当时我的朋友看到这一幕特别惊讶,他说你看他根本不把你当成外人,他见了你没有诚惶诚恐,你说大爷怎么找到这么好的感觉呢?可能他觉得我没有装服,他也不一定叫你停下来跟你交交心,聊聊天,我理解的平民心态就是这么一个意思,不知道准确不准确。 提问H:我想简单说一下,现在有很多主持人都是半路出来的,……有多年工作经验,这是否会成为挑选主持人的路数? 崔永元:我觉得选主持人这事,不能刻舟求剑。有几个主持人是半路出家的,所以大家都选半路出家的,我觉得这个思路挺幼稚的。我还听说,有从监狱出来的,后来成为先进工作者的,是不是咱们都上监狱呆一段儿(笑)。我觉得选择主持人,跟选拔人才,跟征兵,跟选厂长、书记,跟选先进工作者,选村长的途径完全一样,我们是学新闻、于新闻,现在能做主持人。广播学院播音与主持艺术专业也一样能培养出优秀的主持人来,像我们的张政,现在很快就是博士了,他可能将是中国广播电视主持人行业第一个博士,这就是我们的骄傲,我觉得很多途径都可以培养好的主持人。 世界说起家很大.中国人说起来很多,但每个人迫切要处理和对付的,其实就是身边周围那么几个人.相互琢磨的也就那么几个人。 ——刘震云《单位》 生活比相声小品有趣,这是我的感觉,举数例,以飨读者。 1.在电台办节目时自我介绍:“我姓崔,叫崔永元,‘永’是‘永远’的‘永’,‘元’是‘元帅’的‘元’”。这两天收到听众来信,‘崔永帅收’,瞬间出一身冷汗,因为最初是想说,‘元’是‘元旦’的‘元’。” 2.一播音员念稿:“下面请听《腊八舞曲》”,后经查实是《猎人舞向》。 3.在家休息接一电话,自称“雷姨”的老太太颤颤巍巍请我转告母亲明天下午开会。我转告时,母亲说:“真糊涂,是我刚才通知的她。” 4.父亲生日,我买来一“寿”字大蛋糕,全家享用。为烘托气氛,我提问:“谁知道‘寿’是什么意思?”快言快语的外甥抢先回答:“寿就是老也死不了。” 5.敬一丹的女儿王尔晴在班上组织辩论,题目是:“古代人聪明还是现代人聪明?” 正方说:当然现代人聪明,古代人发射过卫星吗?坐过汽车吗? 反方说:现代人聪明,你上礼拜五为什么没完成数学作业? 正方说;你还没做值日呢! 于是,后半场改为人身攻击。 6.在自由市场买黄瓜,小贩见到我高兴地问:“你是《实话实说》的报幕员吧?” 7.数年前,朋友去广西北海,司机问:“你们从哪儿来?“北京。”司机又问:“北京离首都不远吧?”朋友说:“挨着” 8.新闻部主任时间组织开会,慷慨激昂地说:“我觉得干电视关键要把握住两点,一是……”这时有人插话说:“说得好,就应该这样,第二点呢?”时间怔了怔,思忖片刻:“你先记住第一点吧。” 综上所述,证明一位学者说得确切:“ 生活中不乏可笑之事,关键我们是否长了一双可笑的眼睛。” 看《实话实说》的来信和看《焦点访谈》的来信是大不一样的,这—点你不看不知道。所以,每每看到“焦点”同仁无论男女在去食堂的路上依然眼神暗淡.脑门泛绿,就知道他们又被来信吓着了。 好吧,选几封来信让诸位一睹为快。 来信一:报名信A “听说你们下一个话题是左撇子的故事,我坚决要求参加,我是个地道的左撇子,因为我没有右手。” 能感到乐观吗? 来信二:报名信B “听说你们要讨论医患关系,我认为我理所当然该是嘉宾,因为我已经干了25年兽医了。” 能听出抱怨吗? 来信三:建议 “我是个中学生。最近看了你们的节目,《成长的烦恼》、《继母》等等,我非常不满足,我认为,你们应该讨论群众关心的重大的有意义的有轰动效应的社会热点话题,现在我就推荐一个话题:当班干部吃不吃亏?” 会觉得发蒙吗? 关于吃,他叫你陈老师已经算民间有两条标准,他叫你陈老师已经算吃饱吃好。吃饱在前,吃好在后。 由于工作忙,我回家看母亲的时间并不多,一进门,母亲洗手入厨房,忙碌起来。端上桌,看着我狼吞虎咽,母亲躲在一边垂泪。桌上摆的菜像双簧演员唱的那样:一碟子腌白菜,一碟子腌白菜…… 我最喜欢吃的只有两样东西:白菜,粉条。 许多朋友冬天都惦记着去我家弄一顿酸菜炖粉亲。热气腾腾,锅一开,雾气直抵屋顶。东西没进嘴,还不知咸淡,气氛已经先挑起来了。 其实,就目前家里经济条件而言,弄个百鸡宴不成问题,但,属于我的餐桌为何这样清淡?母亲一语道破:这孩子的胃,是困难时期打的底。 穷有穷的吃法。 按理说,1963年,国民经济已经摆脱困境。况且,我还花去一年时间长牙,不至于食不果腹了。长大后,我站在自己的角度观察与思考,我的姐姐、哥哥经受了饥饿,在吃上是不挑不捡。尤其是大哥可怜,基本上荤腥不沾。大年三十,全家聚餐,餐桌上美味佳肴,大哥依然是一碟咸菜,半个咸鸭蛋。衬托得侄子、外甥们吃相可憎,像一群饿狼。 而我的吃高雅不起来,一是受兄长熏陶,分不清好坏,进入了吃的误区;二是想想当时情况,高雅也高雅不到哪去;第三点可能是乍富还贫时,捡好的吃,没节制,吃顶了。 天下的母亲首先觉得对不起孩子的就是吃,依次下去才穿和玩。所以母亲讲起吃来,很像《红灯记》里面的李奶奶痛说革命史。1960年,父亲在部队挣的钱不少,到了北京站,3个孩子看见卖鸡蛋的挪不动脚(那时没我),父亲掏出一张大票去买鸡蛋,却被告知要排队,而且每人只卖一个。于是父亲就一次次排队,第一个孩子吃时,第二、第三个孩子看,第二个孩子吃时,第一个孩子已经吃完,连同第三个孩子接着看,父亲排得大汗淋漓,让每个孩子都吃了两回鸡蛋,而父亲、母亲却没舍得吃一口。 我开始对吃有印象是在1970年。林彪说要打仗,必须疏散,一声令下,我们被车拉到燕山脚下一个三面环山的村子里,和朴实的农民成了邻居。 他家的吃,让我着了魔。树上开的花可以吃,叫槐花;嫩树权也可以吃,叫香椿;面条是灰色的——杂面;米是红色的——高粱。加上红薯、南瓜,桌上一摆,五颜六色,正合饮食的色香味。 我这才发现,原来自家的饮食如此单调,忿然罢吃。急得母亲捧看雪白的洼面去邻居家讨换乌突突的杂面。几顿下来,我明白了一个便道理,吃起来容易拉下来难。 难吃归难吃,关键还是怎么吃。比如防空演习的时候,一伙孩子钻进地窖里,脚下磕磕绊绊的,摸起采像是吃食,塞到嘴里,有时是白薯,有时是萝卜。 房东大娘的那点宝贝让我们啃得七零八落,大妨还缺着牙慈祥地笑,每到傍晚,大娘家是一天中的正餐,总是听她高声训斥憨厚壮实的女婿:“吃菜,就知道吃菜!弄点白菜心都让你王八蛋吃了,看看,吃一口馍,就两口 菜,王八羔子!” 农村里,1970年,菜以稀为贵。 那女婿吃起来嘴很大,吃法是往里面划拉。骂声不绝于耳,他像没听见,抽空还冲我咧嘴笑。 疏散了几个月,就记了个吃。 那时我还小,整日无事,常被部队炊事班的叔叔招呼去玩。 还有电视台的演播室对观众来说,客气总会有一种神秘感,客气我们应该想办法消除这种感觉。有一些电视从业人员喜欢夸大这种神秘,因为他觉得这样做,人家才会高看我们。所谓我会你不会。比如拿一张纸调白。观众看得莫名其妙、我们是不是可以在观众入场之前,把这个过程完成,如果没有完成,就采用别的方法,比如观众入场后,有人去调白,我就会叫住他,采访他们,问这最什么意思,他就给大家讲,调白有什么好处,他告诉大家。我问现在大家是不是听懂了,调白就可以把你们拍得更自(笑),任何一个技术手段都要在演播窒里把它化解,不要人为强化神秘感。 在录孩子节目的时候,尤其注意这一点。那时候我们会告诉所有的摄像,今天一秒钟都不要离开自己的岗位,要紧紧看护好自己的机器。因为我们请孩子到现场录节目,从来不给他们宣布规矩,我们告诉他们,今天就算是放假了,咱们就撒开玩,想干嘛就干嘛。电线别摸,摸着可疼了(笑),我小时候摸过。其他你们都可以随便。所以孩子到了《实话实说》,就像到了游乐园一样,非常高兴。 做《实话实说》这5年来,如果说最大的收获,就是我们知道了怎样和专家、学者合作,电视节目是怎么策划完成的,还有一个群体怎么树立人文关怀精神,这种人文关怀精神渗透到你的节目运作当中以后,怎么在你的节日中体现出来,包括怎么让所有的电视参与者达到最松弛的状态,从而完成还原真实的谈话空间。我觉得《实话实说》的建立,《实话实说》的出现,确立了电视策划在电视节目中重要的位置。现在我们组里专职的策划就有10个人。他们在全组地位最高,待遇也最高。 现在我们的总策划叫杨东平。因为工作的原因,郑也夫、邝阳、陆建华这些学者相继退出,或者加盟别的节目,只有杨东平留了下来。他是北京知名的社会学、教育学的专家,自己还在带研究生,写过一本畅销书叫《城市季风》,可能大家都看过。他现在工作再忙,我们录像的时候他也来现场看,每次录像结束的总结会他也要来参加,大家都觉得总策划在节目中发挥非常重要的作用。杨老板话不多,但是经常看我们争论一个下午,他坐在那里听,最后总结几句,整个话题就提升了,我们就明确了谈话的方向。 目前全国有100多个谈话节目,到我们那里学习过的不下几十个。他们回去以后,大多都没有建立起自己的策划队伍。我也问过他们,你们是从我们这里学回去的,为什么这套学不去。他说他们觉得推行起来非常难,我们可能觉得策划很重要,但是台领导不觉得他重要,其他工种也不觉得他重要,总是在吃醋、弄得文化人心里不舒服,慢慢就退出了。当策划队伍退出你的节目以后,你的节目文化品位也退出了。所以大家现在看到的谈话节目,良莠不齐,有的非常差,我觉得甚至低级到超过美国的垃圾脱口秀,和我们电视人自然闭门造车有非常大的关系。 现在在中央电视台,我觉得我们的工作经验已经慢慢地受到重视和推广,有一些场合,也许我们去介绍经验。有的节目在开始筹备时,第一件事就是筹备自己的策划队伍。北京文化圈很大,有—些专家、学者,都是有名望的,非常难请。有时我们明知道某个话题、某个专家来谈最合适,但是他不愿意来。有的学者,我们做了两年工作,终于清出来了。 做谈话节目有很多限制,尤其是话题上的限制,,我们做不了尖锐的话题,所以要在文化内涵上多下一点工夫。虽然干了5年,总结起来,经验就是这么几条,虽然经验就是这么几条,做起来也会很难。不信大家可以在自己的工作中尝试尝试,试一下把灯爷、摄爷、录爷都变成你的朋友,让他们全身心为你的节目努力.看看这是多么巨大的工程。然后你再试一试,让所有的观众,各行各业的、各种阶层的、操着不同口音的,到了你的演播室,见到你都像亲人一样,跟你说话,都像朋友一样,这个工程完成起来很不容易。我觉得当你把这些都完成以后,你就可以享受到做节目的乐趣了。 我喜欢和大家交流,现在我想回答大家的问题,我们一起来做一点“学术交流”。哪位想问,就站起来随便问,我的名字叫崔永无,希望大家直呼其名,或者就喊老崔、小崔,别叫崔老师、崔先生,那样一下让我们拉开距离了,我等着大家的问题,没有就散会(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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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完了以后,真不识相,这个玉立你全场就笑了。这一笑我就觉得有信心了,真不识相,这个玉立你 因为在这之前,我在中央台做过《曲苑杂坛》。《曲苑杂坛》 大家都知道,就是相声、杂技、人品,当时我们最头疼的时候 就是没人笑。有一次我的印象特深,两位着名相声演员合说 了一段新相声。我问,这段怎么样?他说一点问题没有,你就 等好吧,观众非得乐晕过去。 然后两个人就上去了,一片掌声,从头说到尾,底下 鸦雀无声。下来他们就说,这些人一点幽默感也没有,你 们哪里找的观众。当时我负责找观众,这以后就有了一些 经验,再找观众不能找大学生、高中生,反正初中以上文 化程度的人就不能找,这些人没有什么幽默感。相声、小 品,一场一场就这么录,录得我非常伤心。到底是中国人 没有幽默感,还是我们这帮腕没有幽默感?为什么人家会 不笑呢?所以那天讲完一个笑话,大家都笑了,我一下子 就找到自信了。那天在现场还有一个演员叫牛振华,也会 说相声,现在在演电影电视剧,他也笑得前仰后合,他的 笑也给了我自信。 稀里糊涂一场下来,我问他们用多长时间,过去大概有 20多分钟吧?他们说己经两个半小时了,我还行呀,但是 有一条没有成功,就是准备的名言警句全都没有用上,部是 说的大白话,家常话。然后我们就拿去给领导看,领导看的 时候,从头到尾部没有笑,绷着。 是不是我们做得不好?还是台领导没有幽默感?大家都 拿不准。但是台长留了一条生路,他说你们再做两期吧。做 完以后,又要去给领导审,我就把《曲苑杂坛》的经验拿出 来,我说咱们组谁最爱笑,他们说关秀玲最爱笑,关秀玲一 个笑话都讲不了,因为每次抖包袱之前,她自己先笑。 我们决定让她坐在领导的左边。还有一个叫乔艳琳的 跟关秀玲有一拼,看着谁都可笑,整天笑容满面。我们决定 让乔艳琳坐在领导的右边。审片的时候果然是这么安排,因 为她们都看过,每当要抖包袱的地方,我还没有张嘴,那两 个就笑成一片。领导就看看这个,看看那个,然后说倒回来 我再看一遍(笑)。 倒回来看一遍说,有这么可笑吗?但是那天领导确实笑 了,笑了几次,后来他说再做两期吧。然后我们又做两期,这 期做了《谁来保护消费言》,是下海打假的,还有《孩子与游 戏》,这样一共做了5期节目。做《孩子与游戏》的时候,中心 主任、部主任全都来了,都坐在楼上。 录完了以后,我看所有的同事都阴沉着脸。我还觉得今 天我发挥得不错,为什么他们阴沉着脸呢?我说出什么事 了,他们说领导们看了3分钟就全都走了,拂袖而去。我说这 是什么意思?他们说那肯定是不满意,要不然为什么那么快 就走了。我说你们就不能换一个角度想一想,他们看3分钟 特别放心,这个节目做得这么好,不用我们盯着看吧。 然后就拿去找评论部主任孙玉胜,孙玉胜决定放一集, 听听观众的看法。第一集播出后,两种反应部很极端。这时 刚好是1996年的3月16日,我们推出了第一集叫《谁来保护 消费者》,就是王海打假这期。孙玉胜非常重视,在这个节目 播出那天,他自己专门到热线电话前去接听电话,看着观众 的反应怎么样。后来他把我叫过去,他说今天电话很多,有 一部分是谈你的主持,他说反应分成两种,有一种是非常激 动,拿起电话他们就哭,说中国电视有希望了,终于出现了 一个这样的主持人。 我说另一部分观众呢?他说另一部分观众也早拿起电 话就哭(笑),他们说你们怎么找了这么一个人,咱中华就 真没人了(笑)。孙玉胜说观众反应很极端,两种看法都很 极端,我说那怎么办?他说再录几期试试吧。这样节目一口 气播出了10期,应该说反应还不错。 10期以后,因为一个非常具体的原因,这个节目就停播 了,停播了两个半月。有一天我正在家里,突然台里派人来 找我,说,你赶紧回去,归队报到,因为那个时候我已经脱离 电视台了,回去后,一直做到今天。我是《曲苑杂坛》出来 的,我们编导更惨,显《综艺大观》出来的(笑),据说早年 还干过春节晚会,所以脑子里有很多文艺节目的框框,当时 他说出场我们应该出得千变万化,主持人出场有握着手出 场的,还有藏在高台上,等到节目一开始,灯光一亮,从台阶 上疯子似地跑下来(笑),这也是一种,还有坐在观众席里, 大家也不知道是谁,节目一开始,你忽然从观众席站起来, 你往台上去,大家就鼓掌。还有一种,你躲在景片后面,节目 一开始,你从景片后面突然出来,给观众一个惊喜,反正都 不是正常人干的事(笑)。 有时候在开场之前,我还在想今天要谈什么,今天怎么 谈,脑子里一直在想这件事。所以等到灯一大亮;我就从高 处跑下来,跑到观众面前鞠了躬,说各位好,就忘了今天 要讨论什么了,然后重来。慢慢地我适应了,每次不管用 哪种出场的方式,我都适应了。我发现新的问题来了,现 场的观众非常紧张,嘉宾更紧张,一个个笑跟哭似的(大 笑)。 节目播了还觉不过瘾,插嘴干还想做—期,插嘴干便着手收集资料,开始在节目中打出话题“我看世界杯,公平征求嘉宾。 等到32强掐起来的时候,球迷的热情曾,热线报名不断,甚至有官员发来传真,声称嘉宾他莫属。待到球赛进入残酷的阶段,宣传指令也不断传来,不要说中国足球,也不要说亚州足球,不要说裁判问题……剩下的随便说。 瞅瞅没剩下什么,决定放弃这期节目,但球迷的热情让入割舍不下。每天都有人哑着嗓子报名,可以联想到他们血红的眼睛,熬到这份上,还不忘一吐为快,心中有很多郁闷可想而知。后来在决赛前夕,我抽空儿看了场中国队和乌兹别克队的比赛,两队突出一个慢字,倒脚功夫很深。 刚刚看完世界杯赛场,这比赛干脆没法容忍,我以一个职业者的心态挺着,和眼皮做着艰苦的抗争,最后到底是没洗洗便睡了。醒来后,沂到老婆念叨,怎么咱们这球场比人家大呀,好像场上的人也不够用。眼看巴黎的战火就要熄灭,节目还做不做又提上了日程,整整一个下午争论不休。 策划海啸心思不太稳定,混了十几年,刚分了三居室,正忙着装修,总说,你们定,要是做,我就写策划案,要是不做,我去买地板。 那天已经出来了四强,楼道里总是有人为谁是冠军争吵起来,喜得我在厕所里都呆不踏实。突然一个念头冒了出来,何不让冠军亚军争夺国的球迷代表亮亮相,表面的话题是谁可以夺冠。可谈的内容却很多,两国的足球传统,足球土壤,足球人才的培养,对职业球员的要求,对输赢的态度。好,主意已定,我料理完如厕之事直奔会议室,道出思绪,立马获得通过。 策划海啸和虎迪拉开架式,列出日程表,凌晨决出了决赛参战队,上午便和他们的大使馆联系,请求协助推荐参与人员。 巴西胜了,一大早,虎迪便开始联系巴西大使馆,用的礼貌用语,先祝贺他们取得决赛权,然后把醉翁之意一五一十道了明白。然后轮到那边发话了,我是接线生,昨晚看球太晚,他们都睡觉呢,您中午再打吧。 到了晚上,两位策划一进办公室就惊呼,大事不好,如果是克罗地亚进决赛,可找不着人。商量来商量去,大家一致认为,办法只有—条,让法国队赢。 录像那天,双方的阵容不露面,我脑子里便冒出一个词语,乌合之众。果然,法国的3人小组,既不太懂足球,也不太懂中文,坐在那儿话跟不上趟,让巴西人狠—顿挤兑。弄得现场观众于不忍,纷纷倒戈,支持纤弱的法国人,居然有人发言说,老是巴西夺冠有什么意思啊,也该轮到别人了。整个—个不讲理。 录完像;我问法国人,你们为什么不派真正的球迷来,他们说:真正的球迷都回法国了。后来,傻乎乎的法国人果然捧起了金光闪闪的大力神杯,让我想起两句话,一句是中国民间俗语傻有傻福气;一句是业内人士常挂在嘴边的,这就是足球。 我是睡不着的人。 我难以入睡的经历从高中开始。 那是在考大学之前的某个晚上,我忽然难以入睡,辗转反侧。具体的原因早已淡忘了,现空想来,无非是一旦落榜,街坊邻居会说什么样的闲话,父母将发什么样的言论

  真不识相,这个玉立!你插嘴干什么?他什么时候把你放在眼里?他叫你

节目马上就要开始时,他什么时候意外的事情发生了,他什么时候有几盏灯需要调整,这时候我们的灯光师傅就上来说,你、你、你们三个躲开,然后这三个观众就灰溜溜站到一边,我的录音师傅又上来了,他给嘉宾装好话筒,说:说两句话,我们给你调一调,调音是录像前的准备,他回过头对全场观众说:安静,我们要调音了! 刚才灯光师傅得罪了3个人,然后录音师傅再接再厉把所有人都得罪了,你说我们怎么录,没有办法录了。后来我就说,光我个人有点人文关怀精神不够,全组都有人文关怀精神还不够,怎么办呢?得让电视群体都有人文关怀精神。然后我们就专门和演播室的灯光师傅、录音师傅,各个工种的人谈心,我们有好事的时候,也不忘他们。过年过节,我们也给他们送些礼;有的时候周末我们约上他们一起去参加爬山比赛,保龄球比赛,都是我们出钱,反正就是宋江那一套;在这个过程中,要让大家看我们怎么钟爱自己的节目,为它投入多少精力。我觉得人心都是团长的,慢慢地我们所有工作人员都有了这种工作态度。 在《实话实说》现场,我是主持人,所以现场就归我管,有任何问题,都来找我,我来协调。比如灯光师傅神色慌张地过来说,实在对不起。从来没听过他们说对不起,过云灯光都叫“灯爷”,他说实在对不起,现在有两个灯有问题,要调一下,你看怎么办?我说没事,你来调。然后我就说现在我给大家介绍一个重要客人,我们的灯光师傅,大家全都鼓掌,我拿着话筒采访他。 当时他脸通红,说话结结巴巴……我说好,现在我们看师傅调整灯光,底下几个朋友躲开一点,怕砸着你们,我们一起看。然后他就开始,从来没有这样自豪过,还拿着对讲机说,往上一点.往下一点。调了两分钟还没有调好,其实我觉得可以了,但是他那天精益求精。然后我说,咱们大家再鼓励鼓励灯光师傅,全场热烈鼓掌,我看师傅汗都下来了(笑),这时候他调好了。大家又一次鼓掌,他下来后,直接喝酒去了(笑)。我要说明,我们的灯光马师傅一直是很好的,我说的是别人(笑)。 我觉得尊重是相互的,每个人心里都会有感受。这时候录音师傅上来了,说现在话筒都安好了,再调一下声音。我说就让观众说话,你来调,他说对。我说,你别管了,我来办。然后我就上去说,节目马上要开始了,以后大家都有可能到电视台采做嘉宾,现在我给你们传授一些到电视台录像的技巧,比如不要穿白色的衣服,白色的衣服会反光,还有不要穿小细点,—或者小细条的衣服,这样它会模糊,我们的专业术语叫“跑条”。有的时候你们在家里,看到人的衣服老乱闪,像雪花一样,有没有这样的感觉?他们说有。我说你们是不是以为电视坏了,他说是。我说电视没坏,是衣服穿错了(笑),以后你们来录像就不要穿这样的衣服。怎么调话筒呢?你们看我,现在调我的话简,我是崔永元,我是崔永元,底下大家部说我们知道了,我说知道也要说,调话筒就是这样。 有一次我家里的邻居第一次看我录像,一进来我正调话筒,邻居吓一跳说,哟,这孩子又犯病了(笑)。调话筒时这样反复说,就让调音师从容地把你的声音调好。现在我们就开始调音,从第一位嘉宾开始,从贾平凹先生,然后贾平凹说,我是贾平凹,我是贾平凹,说了4遍。我说你看贾先生病得比我还厉害。再试第二个,就在欢声笑语中,话简调完了。观众始终处在放松的状态中。5年了,和我们合作的这些工种,都知道我们用什么样的方式来工作,他们都尽自己最大的努力来配合。 我们现在最怕的就是换演播室,因为中央台有很多演播室,今天换这个,明天换那个,每换一个演播室,总会出现新的情况。有的时候我们不愿意到其他台录像,也是这个原因。因为每个台的工作习惯都不一样,去了以后;大家的工作方式不同,就会对节目有很大影响。 我印象很深,百一次我到一家电视台去录像,和嘉宾谈,正谈在兴头上,忽然有人说“停”。谁喊的?那边一个摄像说,我喊停。我说有什么事吗?他说我现在换一个机位。你换机位你换你的,你让我停干什么?他们从来不把主持人,不把请来的嘉宾,尤其不把请来的观众当回事。很多电视台都是这样工作的。换机位,我觉得这是技术问题,你们应该想办法克服困难,所以,电视也是团队工作,办好一个节目,每个工种都得有人文关怀的精神,否则一个人你就是神仙,也没有回天之力。

节目组有—位策划叫丛鹏,把你放在眼学细胞生物学出身,把你放在眼人也怪异得很。 大家一起去九寨沟旅游,长途跋涉,一路舟车劳顿。猛地看见雨后彩虹,看见满眼绿树,一阵欢呼。他却说,多好的高原草甸,多好的针叶林,多好的阔叶林。说得我们一哄而散,挺好的兴致,让科学给搅和 九八年“六·一”前夕,丛鹏提出做一期儿童谈话节目。我说,儿童,是谈话的对象吗?可丛鹏秉性倔犟,认准了,很难说服。 我决定以退为进,说,我不熟悉孩子的谈话方式。 丛鹏说,这好办,我们可以去体验生活。 于是我们走进了北师大幼儿园。 在那里发现,孩子特给面子,随便听个什么笑话都会拍手顿足,哈哈大笑。最大问题是不持久,耐性差。一个小男孩举了一回手,见我没叫他,扭头回屋睡觉去了。阿姨说,孩子的要求,必须第一时间满足,对他们来说,不争第一,就没有意思。 这和记者陈小川的观点一致,争就争冠军,亚军没用。普希金和丹特士决斗,普希金是亚军,命都没 于是,我装成专注的样子,好像每次只能看到一个人举手,矛盾迎刃而解。孩子们都认定自己是被我看到后;第一个叫到的。有时,我还略施小计,比如这个讲,跟另一个说,下回就是你,或者是,你说得好,最后再说。 幼儿园阿姨被我的耐心打动,说,你真用心,然后告诉我:孩子们的注意力最多集中5分钟,要是发吃的,还能坚持5分钟。 那10分钟以后呢? 阿姨的回答斩钉截铁,神仙也没用。 见我一脸难色,丛鹏就忙着开动脑筋。他一拍大腿,有了,吃的咱先不发,告诉孩子们录完像再发。再买些玩具,摆在现场,不发言的人可以先玩玩具。 这期节目的主题是“六·一”节,孩子们说自己的心愿。暗含的意义是再小的孩子也需要理解和沟通。 录像那天,孩子们一进场,山呼海啸。毛绒玩具被抢了个精光,两分钟后,馅都被掏出来了。我心说,姓崔的,这回看你怎么收拾。 阿姨说对了,5分钟以后天大乱。孩子们想说就说,想走就走,有的躺着睡觉,有的嚎陶大哭,还有一位直接挤进我的沙发,什么话没有,只管用鞋蹬我的后背。 丛鹏的倔犟一手酿造了这场“闹剧”。当时我无计可施便横下一条心,咱也倔犟一把。于是,强打精神,挂着笑脸,支应着全场。终于熬到和观众说再见了,没有一次节目感到这样漫长。下来一打听,还不到50分钟。看着情绪低落的丛鹏,我说,节目就叫《童言无忌》吧!为了这场混乱找找辙,也宽慰一下丛鹏。 5月31日,《童吉无忌》播出。 异常强烈的反应,大大出乎我们的意料,观众争相打电话说,从没见过孩子们在电视上这样自由自在,要是所有的儿童节目部这样就好了。一个观众更是直言不讳,看见你在孩子们面前手足无措的样子,我开心死了。怎么,真的没人在意我们的节目理念吗? 我再回头去看素材,看看孩子们怎么和我对答如流的。 “你‘六·一’节准备去哪儿?” “我想和爸爸妈妈一起去‘六·一’节玩儿” “你最喜欢谁?” “我最喜欢打架。” “你爸爸有什么优点?” “他不怎么爱下棋。” 正是这不着边际的回答,让我们看到了童心童趣,看到孩子们的天然去雕饰。 节目马上就要开始时,他叫你陈老师已经算意外的事情发生了,他叫你陈老师已经算有几盏灯需要调整,这时候我们的灯光师傅就上来说,你、你、你们三个躲开,然后这三个观众就灰溜溜站到一边,我的录音师傅又上来了,他给嘉宾装好话筒,说:说两句话,我们给你调一调,调音是录像前的准备,他回过头对全场观众说:安静,我们要调音了! 刚才灯光师傅得罪了3个人,然后录音师傅再接再厉把所有人都得罪了,你说我们怎么录,没有办法录了。后来我就说,光我个人有点人文关怀精神不够,全组都有人文关怀精神还不够,怎么办呢?得让电视群体都有人文关怀精神。然后我们就专门和演播室的灯光师傅、录音师傅,各个工种的人谈心,我们有好事的时候,也不忘他们。过年过节,我们也给他们送些礼;有的时候周末我们约上他们一起去参加爬山比赛,保龄球比赛,都是我们出钱,反正就是宋江那一套;在这个过程中,要让大家看我们怎么钟爱自己的节目,为它投入多少精力。我觉得人心都是团长的,慢慢地我们所有工作人员都有了这种工作态度。 在《实话实说》现场,我是主持人,所以现场就归我管,有任何问题,都来找我,我来协调。比如灯光师傅神色慌张地过来说,实在对不起。从来没听过他们说对不起,过云灯光都叫“灯爷”,他说实在对不起,现在有两个灯有问题,要调一下,你看怎么办?我说没事,你来调。然后我就说现在我给大家介绍一个重要客人,我们的灯光师傅,大家全都鼓掌,我拿着话筒采访他。 当时他脸通红,说话结结巴巴……我说好,现在我们看师傅调整灯光,底下几个朋友躲开一点,怕砸着你们,我们一起看。然后他就开始,从来没有这样自豪过,还拿着对讲机说,往上一点.往下一点。调了两分钟还没有调好,其实我觉得可以了,但是他那天精益求精。然后我说,咱们大家再鼓励鼓励灯光师傅,全场热烈鼓掌,我看师傅汗都下来了(笑),这时候他调好了。大家又一次鼓掌,他下来后,直接喝酒去了(笑)。我要说明,我们的灯光马师傅一直是很好的,我说的是别人(笑)。 我觉得尊重是相互的,每个人心里都会有感受。这时候录音师傅上来了,说现在话筒都安好了,再调一下声音。我说就让观众说话,你来调,他说对。我说,你别管了,我来办。然后我就上去说,节目马上要开始了,以后大家都有可能到电视台采做嘉宾,现在我给你们传授一些到电视台录像的技巧,比如不要穿白色的衣服,白色的衣服会反光,还有不要穿小细点,—或者小细条的衣服,这样它会模糊,我们的专业术语叫“跑条”。有的时候你们在家里,看到人的衣服老乱闪,像雪花一样,有没有这样的感觉?他们说有。我说你们是不是以为电视坏了,他说是。我说电视没坏,是衣服穿错了(笑),以后你们来录像就不要穿这样的衣服。怎么调话筒呢?你们看我,现在调我的话简,我是崔永元,我是崔永元,底下大家部说我们知道了,我说知道也要说,调话筒就是这样。 有一次我家里的邻居第一次看我录像,一进来我正调话筒,邻居吓一跳说,哟,这孩子又犯病了(笑)。调话筒时这样反复说,就让调音师从容地把你的声音调好。现在我们就开始调音,从第一位嘉宾开始,从贾平凹先生,然后贾平凹说,我是贾平凹,我是贾平凹,说了4遍。我说你看贾先生病得比我还厉害。再试第二个,就在欢声笑语中,话简调完了。观众始终处在放松的状态中。5年了,和我们合作的这些工种,都知道我们用什么样的方式来工作,他们都尽自己最大的努力来配合。 我们现在最怕的就是换演播室,因为中央台有很多演播室,今天换这个,明天换那个,每换一个演播室,总会出现新的情况。有的时候我们不愿意到其他台录像,也是这个原因。因为每个台的工作习惯都不一样,去了以后;大家的工作方式不同,就会对节目有很大影响。 我印象很深,百一次我到一家电视台去录像,和嘉宾谈,正谈在兴头上,忽然有人说“停”。谁喊的?那边一个摄像说,我喊停。我说有什么事吗?他说我现在换一个机位。你换机位你换你的,你让我停干什么?他们从来不把主持人,不把请来的嘉宾,尤其不把请来的观众当回事。很多电视台都是这样工作的。换机位,我觉得这是技术问题,你们应该想办法克服困难,所以,电视也是团队工作,办好一个节目,每个工种都得有人文关怀的精神,否则一个人你就是神仙,也没有回天之力。

节目组有—位策划叫丛鹏,客气学细胞生物学出身,客气人也怪异得很。 大家一起去九寨沟旅游,长途跋涉,一路舟车劳顿。猛地看见雨后彩虹,看见满眼绿树,一阵欢呼。他却说,多好的高原草甸,多好的针叶林,多好的阔叶林。说得我们一哄而散,挺好的兴致,让科学给搅和 九八年“六·一”前夕,丛鹏提出做一期儿童谈话节目。我说,儿童,是谈话的对象吗?可丛鹏秉性倔犟,认准了,很难说服。 我决定以退为进,说,我不熟悉孩子的谈话方式。 丛鹏说,这好办,我们可以去体验生活。 于是我们走进了北师大幼儿园。 在那里发现,孩子特给面子,随便听个什么笑话都会拍手顿足,哈哈大笑。最大问题是不持久,耐性差。一个小男孩举了一回手,见我没叫他,扭头回屋睡觉去了。阿姨说,孩子的要求,必须第一时间满足,对他们来说,不争第一,就没有意思。 这和记者陈小川的观点一致,争就争冠军,亚军没用。普希金和丹特士决斗,普希金是亚军,命都没 于是,我装成专注的样子,好像每次只能看到一个人举手,矛盾迎刃而解。孩子们都认定自己是被我看到后;第一个叫到的。有时,我还略施小计,比如这个讲,跟另一个说,下回就是你,或者是,你说得好,最后再说。 幼儿园阿姨被我的耐心打动,说,你真用心,然后告诉我:孩子们的注意力最多集中5分钟,要是发吃的,还能坚持5分钟。 那10分钟以后呢? 阿姨的回答斩钉截铁,神仙也没用。 见我一脸难色,丛鹏就忙着开动脑筋。他一拍大腿,有了,吃的咱先不发,告诉孩子们录完像再发。再买些玩具,摆在现场,不发言的人可以先玩玩具。 这期节目的主题是“六·一”节,孩子们说自己的心愿。暗含的意义是再小的孩子也需要理解和沟通。 录像那天,孩子们一进场,山呼海啸。毛绒玩具被抢了个精光,两分钟后,馅都被掏出来了。我心说,姓崔的,这回看你怎么收拾。 阿姨说对了,5分钟以后天大乱。孩子们想说就说,想走就走,有的躺着睡觉,有的嚎陶大哭,还有一位直接挤进我的沙发,什么话没有,只管用鞋蹬我的后背。 丛鹏的倔犟一手酿造了这场“闹剧”。当时我无计可施便横下一条心,咱也倔犟一把。于是,强打精神,挂着笑脸,支应着全场。终于熬到和观众说再见了,没有一次节目感到这样漫长。下来一打听,还不到50分钟。看着情绪低落的丛鹏,我说,节目就叫《童言无忌》吧!为了这场混乱找找辙,也宽慰一下丛鹏。 5月31日,《童吉无忌》播出。 异常强烈的反应,大大出乎我们的意料,观众争相打电话说,从没见过孩子们在电视上这样自由自在,要是所有的儿童节目部这样就好了。一个观众更是直言不讳,看见你在孩子们面前手足无措的样子,我开心死了。怎么,真的没人在意我们的节目理念吗? 我再回头去看素材,看看孩子们怎么和我对答如流的。 “你‘六·一’节准备去哪儿?” “我想和爸爸妈妈一起去‘六·一’节玩儿” “你最喜欢谁?” “我最喜欢打架。” “你爸爸有什么优点?” “他不怎么爱下棋。” 正是这不着边际的回答,让我们看到了童心童趣,看到孩子们的天然去雕饰。 节目做到快半年的时候,真不识相,这个玉立你有一次开会我就提出这个问题,真不识相,这个玉立你我说我们做的节目不像真正的谈话,当时我看温芙瑞和赵少康的节目,所有的人非常自然,像日常的状态一样,我们是不是也要让观众揣着平常心,用日常的状态到电视台演播室来说话? 大家说这可能不容易,我们做了这么多年的电视节目,也没有这样的办法。我说,我们应该想办法,消除观众的紧张感。我决定第一件事改变主持人的出场方式,我们不要从高处走出来,也不要从观众席里冒出来,也不要从景片后面突然闪出来。大家说那怎么出来? 我说一开始就在沙发上坐着等着,嘉宾当时也是从四面八方冒出来,我说嘉宾也让他们坐在沙友上,而且最好在节目开始之前就让他们坐上去,这样慢慢就会熟悉场地。观众在现场也非常紧张,到电视台的演播室,手不知道往哪里放,不敢动。我们怎么让他们放松呢?我就想起过去我们拍《曲苑杂坛》的时候,为了让观众支持,有一个人上来给大家鞠躬敬礼,说一些注意事项,讲一些笑话,这时候观众会放松。 我说像这种方式,我们可以借鉴,采用热场方式,试一试。后来我准备很多笑话到那里去讲。比如,我说,前一段我和我一个朋友,到野外宿营,半夜醒来的时候,朋友突然问我,你现在有什么感想?我说你看满天的繁星,宇宙是多么浩渺啊,而我们作为一个人,是多么渺小啊。我那位朋友不说话,我问你现在有什么想法?他沉默一会儿说我们的帐篷好像被人偷走了。 讲完了观众也放松了,我们就决定开始录像。编导说,现在很好,切换导演在上面喊,准备,开始,“5、4、3、2、1”,奏乐,这的候我一看刚才还在笑的观众全都哆嗦起来了。录完下来,我说你看我费那么大的劲给大家讲笑话,好不容易情绪放松下来了,你—个5、4、3、2、1又回去了。他说那怎么办,我不喊,各工种也不知道开始了。我说各工种没那么傻,就不能用别的方式让他们开始。那用什么方式呢?后来我说这样咱们俩约定一个方式,在开始之前,我就冲你挤眼睛,反正你在监视器里也能看见我挤眼睛。开始之前我就挤眼睛,挤着挤着眼睛他就说,你都挤多长时间了,还不开始,我说今天眼睛不是特别舒服,所以一直在挤。我说我们多设立几种方式,比如我手扶着椅子,就证明要开始了,或者我挠挠头证明要开始了,慢慢我们就确定下来了。现在如果大家到《实话实说》现场,我相信即便你是内行,你也不知道我们是什么时候开始拍摄的,因为我们已经有几十种方式,就是让拍摄顺利开始,在观众没有察觉的情况下,自然而然地开始。 这个工作怎么做呢?就是用那种叫热场的方式,让观众放松,比如我先鞠躬,然后问大家为什么鞠得这么深,有人说真诚,我说,对,是真诚,但是真诚还不够,还有3条,你们接着猜。他们说你在日本留过学,我说你才在日本留过学,第二条不对。然后有一个愣头愣脑的举手,他说你可能是头重,我说你才头重。大家猜半天都猜不出来,我就告诉他们,我是因为代表很多人到这里来给你鞠躬,所以才会鞠这么深。我现在让大家猜猜,我今天代表多少人给你们鞠躬,也就是说,今天晚上为了《实话实说》这台录像,有多少人在忙着。然后他们开始猜,有的人说100,有的人说500,有的人说2000,有的人说12,有的人说34。然后我告诉大家,我告诉你们正确的答案,我代表多少人。我也不知道代表多少人,因为我们电视台的人数不好统计,你像一般干活各个岗位大概有25个人,但是吃盒饭的有140多个人,发奖金的时候有2200人,有一次台里说,有一个出国名额,谁想去,填一个表吧,填了10000多张表,你说有多少人,别管有多少人,反正都欢迎各位到来,今天就鞠这么深的躬。 然后请大家关掉手机、BP机、股票机、电子宠物,凡是出声的都关掉,然后告诉大家,今天可以在这里自由发言,《实话实说》的现场是开放的,谁想发言的时候,就举手示意我,一举手我就会跑到你的身边为你举话筒,话筒我为你举着,大家不要抢,因为抢话筒拍出来不好看。 可是这样还不够,我还找一些不说话的,比如大家都笑,他没有笑。我就会走到他身边问他,为什么大家都笑,你不笑?他说我还有点紧张,你为什么紧张?因为我第一次到中央电视台来,我是从贵州来的,一边说一边哆嗦。我说我特别理解你的心情,第一次去什么地方都会紧张,而且有这么多生人。然后我就开始给大家介绍,我把这些生人都介绍一遍,熟悉了就是你的朋友,这会儿你就不紧张了,挨个介绍我们的摄像,包括我们的摇臂。比如说拍摇臂的摄像,我会让他用机器给大家表演点头、鞠躬,还会移到观众的头顶,移准了砸下来,吓得观众到处跑。然后再介绍我们的乐队,在这个过程中,不断跟他们开玩笑,调节现场气氛。然后我问现在还有没有人紧张,他们说没有人紧张了,我说现在就我紧张了。

就这样一个动作,插嘴干我不知道播音员想过没有,插嘴干这些动作里有什么含义,会对观众有什么影响,有没有人动过这个脑筋。我在日本去看久米宏的播音,他收稿子的动作总是不—样,到了什么程度,成了观众的收视点,观众等着着他今天怎么收,他有各种方式。 比如说今天的新闻就到这里,然后他拿着稿子在半空中划一个弧线,再在桌上整理齐。收视率表示:一个弧线留住0.2%的观众。我印象更深的是他们有很多模型和道具在新闻中使用,这是我们没有的,我们都是用嘴说。我们说新换了市长,这个市长水平特别高,一下子让国民生产总值比去年同期提高了15.69%,老百姓有一个人能听得懂吗?谁知道这提高15.69%是高还是低,是多还是少?说不定上一任市长一下提高100%,实际上是这个市长不行,我觉得这都是对观众不负责的态度。我们只满足于把稿子流利念出来就完了。 我去的那天是普京当选的消息刚出来,非常快,马上前面出现红绸子,然后他就告诉观众,你们看,奇迹发生了,他把红绸子一打开,是苏联历代领导人的模型。他说这就是从列宁开始,苏联、俄罗斯在他们的领导下,一步一步前进。如果你们记不住的话,你们看好,他指着列宁,他说你看,没头发有头发。然后叶利钦有头发,到普京应该是没头发的,但是普京是有头发的,他说你看这是怎么回事?有两种可能,一是俄罗斯选错人了,他根本就不应该当总统。第二俄罗斯现在的事情太难,早晚他应该掉完头发(笑)。他用这种方式讲了新闻,我觉得这可能有点过分,人家俄罗斯会抗议的。 但是他是这么一种思路,这么一种想法。我去新闻演播室看,有很多模型。比如新干线发生火车相撞事件,马上就可以给你演示,做得非常逼真,火车的模型、汽车的模型,就这么快。所有的数据25.6%,37.7%,都是积木,都可以来回拆,来回搭,他们说,要让老太太都可以看清我们的新闻,都可以明白我们的新闻。 我们的新闻要让人家听懂,要让人家看懂,这就是人文关怀。我们做新闻、播新闻的时候,不去考虑观众的心情,也就是说观众在电视机前看新闻,看懂没看懂,听没听明白,跟我们无关,这叫什么人文关怀。 提问F:……老崔,你干了5年了,是不是有些模式化了? 崔永元:我觉得你说的这种感觉确实是有,5年了,习惯了。比如刚才我说的热场,你们听着很新鲜,觉得用这种方式调动观众很好,但是我用这样的方式,至少也用了两年了。我在说的时候,全场观众关得直流眼泪,但是我们的工作人员没有一个人笑,都在那里自己做准备,因为他们都听了两年了,觉得没有什么新鲜的。但是变化也确实很难,我比较同意小白的说法,平时间长了以后,技巧丰富了。可能就会让激情降低。还是我刚才说的经验,有两条,第一发自内心爱这个事业,你永远有激情。第二条你不能做到发自内心,你就用技巧来控制它。有时候我也会想,这是我的一个饭碗。我也是上有老,下有小,不好好干,会很有危机感的。中央电视台动不动就来个“荣事达”主持人大赛,还不停地《挑战主持人》什么的,我一看这些人确实非常优秀。别的先不说,他们往那儿一站,那一排那个精气神,就是现在中央电视台的主待人不具备的。我觉得我们有很大的危机感,可能我们自己干得正起劲的时候,就会被别人一脚踢下来。不瞒你说,我们现在已经想后路了。但是干的这些天,还要想办法把它干好。 提问G:我有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关于你自己,第二个问题是关于节目的。千万不要认为我对你有任何人身攻击,你说你自己是一个平民主持人,我也听过也是一个很着名的主持人说自己是一个平民主持人,他一坐在教室里,感觉与世界隔绝了。他说他愿意骑自行车,就问如果你的自行车丢了,还会去挤公共汽车吗?然后他就没有说话。说明他说的这些话可能都是表面的,自己没有做到,你是不是这样的人? 崔永元:平民心态,大家不要对它有表面的理解,说平民心态就是穷人心态,骑自行车都不行,最好是走着上班。平民心态不是这个意思,如果一个人没有平民心态,他就是去要饭,也会显得与众不同。如果你有平民心态,你腰缠万贯也不耽误你是平民,你开奔驰、宝马,你也是平民。那么,平民的特征是什么? 我觉得是善良、真诚、与人沟通、与人为善、得饶人处且饶人、退一步海阔天空,这都是平民最本质的特色,而不是穿打补钉的衣服就是平民。大家对平民心态有一些格式化的理解,这跟我的理解是不一样的。我一直说我是“隔壁大妈的儿子”,我说我是一个平民化的主持人,我现在从来不开车,我有一个司机专门给我开车(笑)。这不影响我当平民,没有问题。 来信四:他什么时候赞扬 “那天,他什么时候你在节目中说,你敢保证,每一封观众来信你都看过,我听了特别感动,你真好,我敢肯定,你是中央电视台最能说大话的人。” 问:不经历风雨,怎么见彩虹,你经常作婚姻家庭节目,是否与你在这方面经验丰富有关?答:这首歌中还有一句:没有人能够随随便便成功。问:听说你去过许多地方,哪个城市最美?哪个民族的姑娘最漂亮?实话实说,别告诉我都美都漂亮。答:最美的城市依次是上海、大连、厦门。最美的姑娘……你问的是化妆前的还是化妆后的?问:你们叫《实话实说》,真能实话实说吗?你敢吗? 答:我敢。应该说,公众说“实话”二字有误解。以为顺耳的话才叫实话。实际不然,有些人的话你听上去像官话,套话,但他就是这样想的,是他内心真实的表述,这应该算是实话。问:报载你有意退出《实话实说》,你离开这里准备干什么呢?你认为你还能干什么?答:离开这里,我到他们报社抗议去,因为他们砸了我的饭碗,我又没别的手艺。问:你打算什么时候退休?退休以后怎样发挥余热?答:电视台规定男的60岁退休,我要是能评上高级职称,还可以接着干。真退休了,我不想发挥余热,一门心思打门球。 问:浪子回头金不换,我决心重新做人,走正路,做正经生意,只是现在还缺30000元本钱,您一定得帮助我,别让我又走邪路。答:你要这么容易就走邪路,谁敢帮你呢?问:你们净说些没用的,反腐败为什么不说?答:说的还少吗?反腐败就怕说说而已。顺便告诉大家,我们和《焦点访谈》、《新闻调查》是一家,同在新闻评论部。所以在选题上有所分工。问:崔老师,为什么你有时间写书,而我们学校请你参加主题班会请了3次你都不来?架子太大了吧?答:因为写一本书可以印成很多份,而主题班会得一个一个去开。问:见到你们台长,你还那么贫吗?是不是也是堆起比平时还要多的笑脸,还是邻居大妈的儿子吗? 答:我以为我见到台长还是原汁原味,还是邻居大妈的儿子,可我是同事说我见到台长更像邻居大妈的孙子。问:崔大哥你上网吗?你闹过网恋吗?能告诉我你的OICQ号吗?答:我要知道你问的是什么,一定回答你。问:崔先生我每天都看您的节目,可为什么最近每周二重播我找不着了?答:你看的是我们的节目吗?我们从没在每周二重播过,也不是天天都有。问:崔永元你的偶像吗?你的偶像是谁?答:有。田方、金山、赵丹等20多位老演员。 问:崔大哥我想用你的名字给我的小猫命名,可以吗? 答:可以。猫同意吗?问:同学说您的口音有少少问题,因为你们唐山人都是这样的,可是您又怎能通过普通话考试呢?答:这的确是我的问题,我拼命在克服,并且通过了考试。你可以仔细听听看有没有进步。问:我觉得您在节目里爱抢观众的话,您能不能改改?答:不能,因为录制时间有限,播出时间更有限。问:你业余时间都干些什么?你泡吧吗?你逛街吗?你去电影院看电影吗?你去球场看球吗?答:我逛街、看电影、也看球。从不泡吧和看哲学方面的书,这两样事经常让我头疼。 问:崔主持,你不觉得你也掉进名人出书的俗套了吗?答:是啊,他们名人出了那么多书,也该咱们老百姓出一本了。问:《实话实说》有人说过去是“等着看”现在是“挑着看”,还有人是“不想看”,您觉得问题出在哪?答:我觉得双方都有问题。先说这三种“看”法,你不觉得就像是从恋爱到结婚吗?谈恋爱都有股躁股,缺乏理智。看对方都是怎么看怎么顺眼。结婚后低头不见抬头见,标准自然就高上去了。我的意思是说,观众也会喜新厌旧。当然我们的问题也很大,因为不进步就意味着退步。观众的口味在提高,欣赏情趣也在提高,我们不一定跟得上他们前进的步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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